闹钟轰然作响，你咬牙起床穿衣，洗脸刷牙，挤上地铁，来到公司。和每天一样，报表、方案、PPT，对接、协调、开会，还有加班。
你终于走出公司大门，头顶是黑漆漆的夜空。当疲惫和一成不变占领了你的生活，你是否想过和这一切同归于尽？
费尔德迈尔一生中从事过很多职业：邮递员、服务员、摄影师、比萨师傅，还当过六个月的铁匠。三十五岁那年，他申请到市属文物博物馆当看守，意外被录用了。
填好各种表格、回答完所有提问并上交证件照后，他到制服间领了三套灰色制服、六件标准蓝色衬衫和两双黑色鞋子。一名同事带他参观了整栋建筑，给他介绍食堂、休息室和卫生间，教他操作打卡机。最后，他来到自己即将看守的展厅。
费尔德迈尔参观博物馆大楼时，人事部两名雇员之一的特鲁考女士正在整理他的档案，她把部分材料送到了财务部，并做了内部归档。看守的名字必须登记在卡片上，有序地放在卡片盒里保管。为避免工作过于单调，看守每六周会换到另一个市属博物馆轮岗。
特鲁考女士正想着自己的男朋友。近八个月，他们下班后都会去一家咖啡馆约会，男朋友昨天在那里向她求了婚。他脸涨得通红，说话结巴，手心冒汗，还在大理石桌面留下了手印。她高兴地跳起来，在众人面前吻了他，然后两人一路跑回他的公寓。此刻她感觉很累，脑子里塞满了各种计划。但她很快就能跟他见面，他答应来接她下班。她在卫生间待了半个小时，削了削铅笔，分类整理好回形针，在走廊上慢吞吞地晃悠，终于熬到了下班时间。她披上外套，跑下台阶，冲到大门外，扑进他怀里。她忘了关窗。
后来，清洁女工打开办公室门的瞬间，一阵风把还没填完的卡片吹到地上。它被扫走了。第二天，特鲁考女士什么都想到了，唯独忘了费尔德迈尔的卡片。他的名字没有被安排进轮岗名单中。一年后，特鲁考女士因生孩子离职。他被遗忘了。
高八米、面积约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展厅几乎空空如也。墙体和半圆形天花板均为红砖砌成，上面刷了一层石灰，呈现出一种舒服的暖色调。地板铺着灰蓝色大理石。这是十二个相连展厅中的最后一间，位于博物馆大楼的侧翼。展厅中央立着一座半身雕像，固定在灰色的石头基座上。三扇高窗的中间那扇下面放了一把椅子，左侧窗台上有一个带玻璃罩的湿度计，发出微弱的嘀嗒声。窗外是个院子，只栽了一棵栗子树。离他最近的看守在四个展厅之外值勤。费尔德迈尔有时能听到远处传来橡胶鞋底摩擦石地板的声音。除此之外，周围一片死寂。费尔德迈尔坐在椅子上等待着。
最初几周他有点坐立不安，每五分钟起身一次，在展厅里来回踱步，数自己的步子。每次有参观者来，他都很高兴。费尔德迈尔想给自己找点事做，开始测量展厅的大小，唯一的工具是家里带来的木尺。他先量了单块大理石地砖的长宽，据此推算地板的面积。后来，他发现忘了把缝隙算进去，测量后又加上。测量墙壁和天花板的难度较大，但费尔德迈尔有的是时间。
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每一个数据。他测量镶板门及其镶板的尺寸、门锁凹槽的位置大小、门把手的长度、踢脚板的长度、暖气罩的尺寸、窗户把手的长度、双层玻璃的间隔距离、湿度计周长和电灯开关的大小。他知道展厅里有多少立方米的空气，一年中阳光会在何日照到地板的某个位置、落到哪块地砖上。他知道室内的平均湿度及早中晚的数值差异。根据他的记录，从入口处算起的第十二个地板缝隙要窄半毫米。左边第二扇窗户的把手下方有个蓝色油漆点。他不知道那是哪儿来的，因为整个展厅没有一点蓝色物件。暖气罩有个地方没粉刷到位，后墙的石砖上有三个针孔大小的洞。
费尔德迈尔记下了参观人数及他们在展厅逗留的时长、观赏雕像的角度、多久向窗外望一次、谁会向他点头致意。他对参观者做了各种各样的分类统计：是男是女，儿童、中小学生还是教师，穿什么颜色的夹克、衬衫、大衣、裤子、裙子和裤袜。还记录了某个人在展厅里呼吸的频率、某块大理石地板砖被踩到的次数、参观者说了多少话及说的内容。他还统计了他们的发色、瞳孔颜色及肤色，围巾、手袋和腰带，秃头、胡须和结婚戒指。他细数苍蝇的数量，还试图记录苍蝇的飞行动作及降落规律。
博物馆的工作改变了费尔德迈尔。晚上他开始受不了电视的声音，调成静音六个月后，他彻底不看了，最后把电视送给了刚搬到他对门的学生情侣。接下来，他开始没办法忍受图画。他家里有几幅艺术复制品，《苹果和毛巾》《向日葵》和《瓦茨曼山》。不知从何时开始，色彩让他不舒服。他把这些画取了下来，丢进垃圾桶。渐渐地，他一件一件清空了公寓里的物件：杂志、花瓶、带花纹的烟灰缸、杯垫、一条淡紫色毯子和两个绘有托莱多古城的盘子。费尔德迈尔把所有东西都扔了。他撕下壁纸，抹平墙壁，刷上白漆。他还把地毯也扔了，然后把木地板打磨光滑。
几年后，费尔德迈尔形成了固定的生活节奏。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到城市公园走上五千四百步，风雨无阻。他步子很慢，知道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何时转绿。如果某一天节奏被打破，他整天都会浑身不舒服。
每晚他都穿着旧裤子跪在地上，擦洗整个公寓的木地板。这是个累人的体力活，要花近一个小时，但完成后他才能心安。他只有认真做完家务才能睡个安稳觉。他每周日都去同一家饭馆吃饭，点一只鸡、两瓶啤酒，通常还跟饭馆老板闲聊一下，两人曾经是同学。
进博物馆工作前，费尔德迈尔偶尔会交女朋友，后来却逐渐对女人没了兴趣。正如他对饭馆老板所说，他觉得女人“太烦了”。“她们话又多，总问些我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问题。况且我的工作也没什么好讲的。”
费尔德迈尔唯一的爱好是摄影。他有一台漂亮的莱卡相机，是用很划算的价格淘来的二手货。他以前工作时学会了冲洗照片，在公寓储物间布置了一间暗室。可在博物馆工作多年后，这个爱好也被他抛弃了。
他定期与母亲通电话，每三周去看望她一次。母亲去世后，他再也没任何亲人，干脆把固定电话停了。
他的生活很平淡，没有一点情绪波动。既不快乐，也不悲伤。费尔德迈尔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雕像名叫《拔刺的男孩》，主题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裸体男孩坐在岩石上，腰向前弯，左脚盘在右大腿上。他左手抓着左脚背，右手正从脚掌拔刺。费尔德迈尔展厅里的这座大理石雕像为古希腊原型的罗马风格复制品，不算多么珍贵，同类复制品比比皆是。
费尔德迈尔很早就测量了雕像的尺寸。他查阅了所有与雕像有关的资料，甚至可以在脑海里画出雕像投射在地上的影子。在博物馆待的第七或第八个年头—具体时间他记不清了—奇怪的事发生了。费尔德迈尔坐在椅子上，双眼盯着雕像，一时间出了神。他突然很想知道，男孩有没有找到脚掌里的那根刺。他不知道这个问题从哪儿冒出来的，但它就是挥之不去。
他走到雕像前检查了一番，没有在脚上找到那根刺。费尔德迈尔紧张起来，这是他多年都没有过的情绪。他越是盯着雕像看，就越想知道裸体男孩到底有没有找到那根刺。那天晚上费尔德迈尔睡得很不好。第二天早上，他没去城市公园散步，还不小心打翻了咖啡。他很早就来到博物馆，等了半小时职工通道才打开。
他在口袋里揣了个放大镜，几乎是跑到他的展厅，用放大镜一丝不苟地检查雕像。他怎么也找不到那根刺，它既不在男孩的拇指和食指之间，也不在他的脚掌里。费尔德迈尔心想，男孩也许把那根刺弄丢了。他跪在雕像边，趴在地上找，突然感到一阵恶心，跑到厕所吐了起来。
接下来几周，他的状态越来越差。他每天坐在展厅的雕像边，陷入无尽的沉思，想象着男孩在干什么，兴许是捉迷藏或踢足球。“不对，”费尔德迈尔想到了他读过的资料，“他一定是在参加赛跑，那是古希腊人喜闻乐见的运动。”然后，男孩踩到了一根很细的刺，痛得不行，只好退出比赛。其他人继续往前跑，他却只能在岩石上坐下来。这根可恶的、看不见的刺扎在脚底成百上千年，怎么也拔不出来。费尔德迈尔越想越烦躁。几个月后，他一睁眼就会有种心慌胸闷的感觉。上午值班前，他会在公共休息室逗留很久。这位被同事们背后称为“修道士”的男人，如今却总在食堂喋喋不休地跟人闲谈。他尽可能拖到最后一刻才去他的展厅。来到雕像旁边坐下后，他也不敢正眼看它。
情况不断恶化。费尔德迈尔开始出虚汗，心跳加速，咬自己的指甲。他夜里很难入睡，一打瞌睡就做噩梦，醒来时全身会被冷汗浸透。他的生活只剩一个空壳。很快，他觉得那根刺长在了他的脑袋里，不停地变长，刺着他的头盖骨内壁，他甚至能听到戳刺的声音。尖锐的刺无处不在，打乱了他一直以来空虚、平静、有序的生活。他无法从中解脱。他变得闻不到任何味道，时常感到呼吸困难。有时他觉得空气太稀薄，不得不打开展厅的窗户，尽管这是严令禁止的。他只吃很少的食物，担心自己会被噎死。他相信男孩的脚底已经发炎。只要快速瞥一眼，他就确定男孩的脚一天比一天肿大。他必须帮男孩解脱，把男孩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于是，费尔德迈尔想到了图钉。
他在办公用品店买了一盒钉头显眼的黄色图钉，是他能找到的最小尺寸，他不想把人扎得太疼。三条街外有一家鞋店，费尔德迈尔没等太久，一个干瘦的男人就试穿了那只鞋。男人痛苦地大叫一声，单脚跳上长椅，骂骂咧咧地从脚底拔出一颗黄色图钉。他把图钉捏在拇指和食指间，对着灯光让其他顾客看。
图钉被拔出的瞬间，费尔德迈尔的大脑分泌出大量内啡肽，几乎令他感到眩晕。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沉浸在一种纯粹的快感中，胸闷和无力感消散得无影无踪。他想拥抱那个被扎伤的男人和整个世界。极度的兴奋过后，他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熟睡到天亮，整晚反复做着同一个梦：少年把刺拔了出来，站起身，笑着向他招手。
但只过了十天，他又梦到拔刺男孩生气地给他看受伤的脚。费尔德迈尔叹了口气，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那盒图钉还放在他的口袋里。
他已经在博物馆待了二十三年，几分钟后他的职业生涯就要结束。费尔德迈尔站起来，抖了抖腿。他最近经常因久坐而大腿发麻。还剩两分钟，一切都会过去。他把椅子放回到中间那扇窗户下，那是他第一天看到椅子的地方。他把椅子摆好，用外套袖子擦了擦，最后一次来到雕像前。
过去二十三年里，费尔德迈尔从未碰过雕像。眼下将要发生的事也不在他的计划中。他看到自己双手抱住雕像，把它从基座上抬起来，感觉到大理石的光滑与冰凉。雕像比他想象的重。他将它举到脸前，贴得很近，然后高高举起，一直举过头顶。他踮起脚，尽可能向上伸直身体，在最高处坚持了近一分钟后全身开始颤抖。他用力深吸一口气，使劲把雕像摔到地上，大吼了一声。他一生中从未这么大声叫喊过。声音回荡在各个展厅，穿透墙壁，距他九个展厅的博物馆咖啡厅里的服务员都被吓了一跳，托盘上的咖啡洒了一地。雕像在地上摔碎，发出一阵沉闷的爆裂声，一块大理石地砖也被砸裂了。
接着，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费尔德迈尔血管里的血液仿佛换了颜色，变得鲜红，从胃部奔涌而出，流遍整个身体，一直到手指和脚尖。他的身体由内到外被点亮了。裂开的地板、砖墙的凹槽及一粒粒尘埃都变得立体，所有事物围成一个拱形向他涌来，飞溅的大理石碎片仿佛停滞在半空中。然后，他看到了那根刺，它闪耀着一种奇特的光芒。他能同时从各个方向看到那根刺，直到它溶解、消失。
费尔德迈尔跪了下来，慢慢抬头，看向窗外。栗子树立在初春才有的新绿中，午后阳光在展厅地面投下流动的光影。他再也不会痛苦了。费尔德迈尔感到脸上有一股暖意，鼻子有些发痒，然后他大笑起来，不停地笑，笑到肚子疼，怎么也停不下来。
带费尔德迈尔回家的两名警察对他公寓的简陋程度感到吃惊。他们让他在厨房两把椅子中的一把上坐下，希望他平静下来后能做个解释。
一名警察搜查卫生间时误打误撞推开了卧室的门。他走进这个黑暗的房间，摸索着灯的开关。然后，他看到墙壁和天花板上贴了上千张照片，它们相互覆盖交叠，没有留下一寸缝隙，连地板和床头柜上都是。所有照片都是同一个主题，只有地点不同：男人、女人和孩子坐在楼梯、椅子、沙发和窗台上，在泳池、鞋店、草地和湖边，从脚上拔出了一枚黄色图钉。
博物馆管理层对费尔德迈尔损毁财物一事提请诉讼，要求他予以赔偿。检方则针对数百起危险性人身伤害案展开了调查。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决定请精神科专家对费尔德迈尔进行检查，鉴定报告却不同寻常，精神科专家也无法下定论。他认为，费尔德迈尔曾患有精神疾病，但有可能在毁坏雕像后自动痊愈了。费尔德迈尔兴许是个危险人物，图钉或许会演变为刀具，但也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
公诉提起后，法院必须决定是否进入庭审。如果法官认为有罪判决比无罪释放的可能性大，便会准许开庭。至少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实践中则常有其他因素影响。没有法官愿意看到自己的裁决被上级法院撤销，因此即使知道被告人会被判无罪，许多案件也会开庭审理。如果法官不想开庭，有时还会跟检方协商，确保后者不会提起抗诉。
我和法官、检察官坐在法官的办公室讨论本案。在我看来，除了照片之外，检方没有其他证据，也没有一点证人，照片的拍摄日期也不明。这些行为也许早就过了追诉时效，谁知道呢？精神鉴定报告无法给出佐证，费尔德迈尔也没有认罪。剩下的只有雕像的损毁。我认为，博物馆管理层要负主要责任。是他们把费尔德迈尔困在同一间展厅里长达二十三年。
法官同意我的观点。他愤愤不平地说，更希望看到坐在被告席上的是博物馆管理层。毕竟，城市的行政部门毁了一个人。由于罪行较轻，法官希望撤诉。他态度明确。但是撤诉需要检方同意，我们的检察官却不愿这样做。
几天后，我还是收到了诉讼程序终止的通知。我给法官打了电话，他告诉我，检察长出乎意料地同意了。背后的原因从未正式公布，但显然，诉讼如果接着来进行，博物馆管理层必须在公开审理中面对一些难堪的问题。而这位愤怒的法官会给辩方留出足够的辩护空间。那么，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费尔德迈尔缴纳一小笔罚款，全身而退；政府部门及博物馆则会被推上风口浪尖。
博物馆管理层最终连民事诉讼也撤销了。我们一起吃午饭时，博物馆馆长告诉我，他很庆幸费尔德迈尔看守的不是“莎乐美展厅”。
费尔德迈尔的养老金保住了。博物馆悄无声息地发布了一则通告，说一尊雕像意外受损，没有提及费尔德迈尔的名字。他再也没用过图钉。
雕像的碎片被收集在纸箱中，送到了博物馆的修复室，交给了一位修复师。她把碎片摊在铺着黑布的工作桌上，给每一块碎片拍了照，将两百多个零散部件登记在笔记本上。
她工作时，修复室一片寂静。她开了一扇窗，春天的暖意在屋内蔓延。她一边抽烟，一边看着那些碎片，很高兴完成学业后能在这里工作，《拔刺的男孩》是她接手的第一个大项目。她知道，修复这件作品要花好几年的时间。
工作桌对面放了一个来自京都的小型木雕佛头。它已经有些年头了，额头上有道裂痕，脸上挂着微笑。
《恶行》共收录38篇真实犯罪故事，是德国著名刑事律师冯·席拉赫通过你自己30余年从业生涯中出庭辩护的700多件真实案例所写，以理性到近乎冷酷、犀利却不失关怀的文字，揭开判决书背后沉默的人生。
在这里接受审判的人都曾努力活着：兢兢业业的医生、操持家庭的主妇、说话结巴的公司职员、从战争中幸存的法官。
我写的是人，有关人的失败、罪责与伟大。我们的人生就像在一层薄冰上跳舞，冰下极冷，一旦掉落会立即丧命。冰层承载不住一些人，他们掉了下去。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一时刻。
上一篇:道县：“浪漫经济”升温鲜花小店
下一篇:Dn下载Dn软件2022最新中文下载安装激活教程